在贞观初年,唐太宗李世民(599年-649年)任命魏征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贤臣,辑录前人著述以创作谏书。他们的目的,是为唐太宗的“偃武修文”、“治国安邦”提供警示,从而创造出被后世赞誉的“贞观之治”。这一伟大的工程最终凝结成了《群书治要》这部匡政巨著。
《群书治要》的编纂,堪称博大精深。魏征等人广泛取材,上至五帝,下至晋年,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。他们深入六经、四史、诸子百家,从一万四千多部、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筛选出精华,删繁就简,最终形成了六十五部、约五十余万言的珍本。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他们卓越的史识,更彰显了他们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。
《群书治要》的特点可以用“博而要”来概括。所谓“博”,是指其取材广泛,涵盖了古代典籍的精华;而“要”则是指其精简扼要,直击治理国家的核心。这种“博”与“要”的结合,使得《群书治要》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。
魏征作为《群书治要》的主编,其个人品质与才华更是为这部书增色不少。他是经国之大器,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。他的高尚道德体现在对国家忠诚、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上;而他的卓越史识则体现在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的独到预见上。这些都使得《群书治要》成为了一部“用之当今,足以鉴览前古;传之来叶,可以贻厥孙谋”的经典之作。
然而,《群书治要》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。由于当时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,这部书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加之唐末战乱,使得这部书一度失传。幸运的是,日本遣唐使抄录了这部书并带回了日本。经过多代人的共同努力,这部书终于重见天日。这种“不幸之万幸”的经历,更增添了《群书治要》的传奇色彩。
《群书治要》是贞观之治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,它汇聚了魏征等贤臣的智慧和心血,为后世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。尽管它的传播历程充满了波折,但它的价值并未因此而减损。相反,它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和沉淀,成为了一部更加珍贵和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作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,《群书治要》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习意义。